完整性”的追求，并导致一位非裔美国人当选为总统，一位女性当选为主要政党的推定候选人。
我所熟悉的南方历史上最生动的紧缩例子与密西西比州乡村和小镇黑人的经历有关。在我们这个时代，木兰州有许多进步人士正在努力粉饰其作为种族主义堡垒的污名形象，最引人注目的是密西西比大学威廉·温特种族和解研究所的项目。与救赎主的政客不同，温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会四处寻找替罪羊来为曾经分裂的社会的种种罪行负责。相反，研究所的项目试图在社区之间架起桥梁，而不是筑起高墙。然而，在特朗普的议程中，替罪羊现象盛行，他高声呼吁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人想起美国优先的排外时代。不幸的是，他的民族主义狂热在西欧各地都能听到回声，在那里，狭隘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在推进他们自己的反移民言论。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经历的这种行为导致了种族隔离社会的出现，直到民权运动爆发。特朗普与大卫·杜克的暧昧关系，以及与三K党的残余势力的勾结，以及其他种族主义行为表明，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与“救赎”白人南方、创造吉姆·克劳法的运动有着相似之处，而且并非偶然地与世界殖民主义的传播相吻合。
因此，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影响以及战争的初衷。在战争爆发 富人数据 前的几年里，南方白人中有一小群人确实过着“美好”的生活，他们是富裕的种植园主，棉花利润使他们能够购买昂贵的欧洲商品。但战争结束了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随着重建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他们担心不仅他们的资源，而且他们的权力也会受到削弱。商界领袖试图通过投资铁路和金融业来弥补损失，当经济仍然低迷时，他们寻找替罪羊，也寻找新的追随者，这些人可能来自贫穷和苦苦挣扎的白人。政客们在密西西比州提出了“种族战争”的幽灵，认为税收将用于教育前奴隶，而忽略了许多白人也从新的社会计划中受益的事实。这种模式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并不陌生：一个强大的领导集团诉诸于本族群社会中较贫穷群体的经济不安全感，培养“外来者”群体的偏见，他们被指责为造成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困境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