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些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愿主动离开俄罗斯，尽管这些参与者一直谨慎地公开解释他们的决定。Meta（Facebook、Instagram 等）等科技公司一直拒绝撤出俄罗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会进一步破坏有关战争的可靠信息的获取。强生、拜耳和辉瑞等制药公司也继续在俄罗斯提供药品，理由是不这样做是不道德的。雀巢等公司同样继续销售某些商品，如婴儿食品和医院营养品。大宗商品贸易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人道主义理由，理由是立即脱离与俄罗斯有关的交易可能会破坏食品供应链的稳定。斯的活动和投资的声明中解释说：“我们将继续在俄罗斯运营我们的基本食品和饲料设施。食物是一项基本人权，绝不能被用作武器。”一些观察人士指出，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严重影响化肥供应并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如果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 这类人道主义论点可能会获得支持。
但有些公司仍然抵制围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道德对话。这些企业在公众压力面前依然不屈不挠，因此被一群耶鲁大学学者称为“耻辱堂”。耶鲁管理学院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正在更新一份公司名单，表明它们是否在俄罗斯撤资，名单上的每家公司都被评为从 A 到 F 的等级——其中最严重的违规公司在俄罗斯“坚守阵地”，照常经营。甚至一些以人道主义理由继续与俄罗斯相关业务的公司也受到了严厉的评估，比如嘉吉公司目前被评为“D”。
展望未来
总体来看，这些关于是否撤资俄罗斯或继续维持现状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资源 战略性商业决策似乎受到制裁合规之外的多种因素驱动，包括道德、安全、物流，当然还有公众看法。正如其他学者所观察到的，这些私人反应涉及到国际法律文书中所阐明的价值观，例如《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但它们也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即企业最近在围绕社会责任的公开讨论中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和积极，包括环境、政治、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争议。乌克兰战争再次证明了这种意愿，但形式要全面得多。
自我制裁现象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即这些层层自愿措施对于战争的潜在解决意味着什么。将制裁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手段的好处之一是利用撤销制裁的前景作为外交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筹码。如果私营行为者在权衡自己的道德和战略指南针后自我制裁，那么政府和多边行为者是否会失去提供有意义的制裁撤销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原本可以通过提供经济重新参与的诱饵来获得筹码？虽然制裁当局可以要求私营公司在制裁处罚的威胁下不要与目标行为者接触，但他们缺乏强制商业投资的权力。由于企业现在自己决定是时候退出俄罗斯了，它们可能仍是试图达成解决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